民国时期“强制改装”政策对屯堡服饰的影响

民国时期曾在贵州推行的“强制改装”政策之始作俑者，是时任贵州省主席的杨森，1936 年，他曾被任命为贵州第三绥靖区司令，1941 年起，被任命为贵州省主席。杨森的“强制改装”之举是以民国政府于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为背景，1934 年起，国民党政府发起了所谓“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运动，主要内容是对百姓的日常生活细节进行重新规范，因而命名为“新生活”，其真正用意在于转移人们对政治及社会问题的不满，维护国民党的执政基础。
杨森执政贵州期间，则积极推行了边胞同化政策，大力倡导汉族与少数民族是同根同源，旨在构建少数民族的认同感，以巩固国民党的统治。为达到“共同进化”的目的，强制同化政策的其中一项就是改良衣食住行，从传统生活方式的革新入手以实现整体同化，他认为边区群众所穿的服饰是千百年前的旧样，袍褂之制不宜适当时抗战的需要，应放弃长服，改穿短服。少数民族妇女一律穿裤子，不得穿裙子；一律剪发，不许留辫或挽髻等；凡男子则着中山服、便服或其它短服，不拘任何质料缝制。实际上，种种强制同化的措施并未见到多大成效，反而引来一片怨声载道，这种毫不顾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强制政策着实不可取。
①然而，民国时期的“强制改装”政策是否影响到安顺屯堡服饰，对于这一问题存在着
不同的看法。
一方面，一些关于安顺屯堡的研究著作中提到了此举对屯堡服饰的影响，如《对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一文中记载了“安顺市杨武乡有妇女改装”的说法：“当时，国民党当局强制老百姓改装，布依族、苗族和‘凤头鸡’就成了改装的主要对象。梳髻于前额成鸡冠状的发型样式，就变成了挽圆髻于头后总部的‘粑粑髻’发型。还有，天龙街在 40 年代时期，按照国民党当局的政策，对‘凤头鸡’进行了强制改装。……关于改装之事，是从 30 年代后半期至 40 年代后半期，在贵州各地相继发生，并非一下子全部改变。但从受仲的调查报告来看，到 1945 年在屯堡人中仍残留着一部分古老的发型。”
《保持明朝遗风的汉人——安顺屯堡人》也提到：“屯堡人的妇女服饰，在历史上长期
受到歧视，国民党杨森执政时期及‘文革’期间，曾强令取缔易服，但都遭到屯堡人的反
对。”此外，在杨森所著的《贵州边胞风习写真》（1945 年）一书中，也曾提到过安顺，如：
“现到安顺，任职司令部附设苗人同化学校二所，实施同化教育，注意改着服装，汉苗通
婚及婚丧语言等事。”
另一方面，更多的文献资料在探寻屯堡文化时，未曾提及这一时期的影响，并且在对部分当地屯堡人的访问中，他们都表示民国时期，屯堡服饰并未受到什么影响。实际上，纵观屯堡服饰的变迁，无论民国时期的“强制改装”举措是否曾以屯堡人为改装对象，这种强制政策对于屯堡服饰都没造成太大影响，也未曾在人们心中留下过涟漪，或是随着时光流逝已被人淡忘，因而，才没能找到与部分文献说法相印证的资料。民国时期的一些文献资料大致描了此时屯堡服饰的面貌，《平坝县志·民生志》：“妇女头上束发作凤阳妆，绾以一笄。”“即蓄发盘作圆髻于脑后，着角质、银质等簪。”
民国《平坝县志·民生志》记述：“屯堡人，男子衣著同汉人。女子穿滚边衣衫，尚青、蓝、红、绿等色，亦有长及足跟者；袄也滚边，腰带宽二寸许，织带青色垂须，绑腿尚红色，绑作螺旋式；袜尚白色，多旧色；鞋尚饰花，袜与鞋恒相联缀；屯堡人妇女不着裙，
即袜鞋之著时亦少，多着草鞋。”
从以上描述来看，屯堡女子服饰基本延续了清代的式样，但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其发式，由原先的“挽髻于顶”而变为“盘作圆髻于脑后”的形式。虽然前后都未提及屯堡已婚女子将前额头发拔去的习俗，但随着发髻盘于脑后的变化，屯堡女子的前额头发也发生了变化。据屯堡妇女讲，她们结婚时要开脸，还要将前额的头发搓上煤灰、然后再扯去，这样就由姑娘时梳独辫的发式改为婚后挽髻的形式，且梳法一直如此。然而，清末由法国传教士所拍的照片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这一点在《对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一文中也有记录：“《郑氏族谱》所说，早期妇女发型是‘凤头鸡’，后来她们的服装都发生了变化，子孙后代已不知道发型和‘大袖子’等服装。发型及袖口宽大的上衣，都发生了变化，头帕由原来的盖头扎法变成现在的折叠围扎法。”可见大致在民国时期，屯堡女子的发式发生了改变，由挽髻于顶、围眉勒、包布帕的形式，变为如今的拔掉前额头发、挽髻于脑后、围折叠而成的带状帕子的形式。但至于其真正起因如何，是否由国民党当局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或是“强制改装”政策所引发的，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得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