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阐述了北京回族服饰如何受到西方服饰文化、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以及现代伊斯兰教国家服饰文化的影响，这是从宏观的文化圈的角度去看北京回族服饰文化的所处的文化环境。由于现代的北京是全国各地文化汇聚的城市，城市发展带来的商机，吸引了各地的回族来此工作、学习、生活、定居，他们逐渐成为北京回族大家庭中的一份子。虽然都是回族文化，由于中国回族分布较广，各地的回族文化都有相似和相异的地方。因此外来回族文化与本土回族文化之间就有了文化互动。
民族群体认同是维护和巩固民族特质的重要因素。从元朝的时候开始就有“天下回回一家人”的说法，这并非空穴来风，依据《古兰经》只要是穆斯林，都是兄弟姐妹。这就使得虽然回族广泛的分散在全国各地，但是却能够在共同的汉文化社会背景下享有共同的伊斯兰文化，从而弥补了它在地理空间上“大分散”以及各地民俗相异的不足，最终促使回族文化的形成。所以说在中国存在着伊斯兰教的精神社区，这个精神社区可以小到一个回族社区，大到整个国家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回族聚居区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在文化的“原产地”，例如宁夏的固原、同心，甘肃的临夏、西道堂，在那里文化是单一的，个体有安全感也有归属感，却没有民族文化的自觉。当他们进入北京这个大城市之后，面对的不是自己原先的纯粹的回族社区，自己的文化也不再是主体文化，就好像出了国门的中国人会意识到自己的“炎黄子孙”的身份。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穆斯林”这一宗教信仰的角色的特殊性。他们从区域文化的主体走向城市文化的边缘，在这一“迁徙”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变成了社会的亚文化群体，而另一方面也在北京回族这一主群体中形成了群体中的子群体。这些子群体的界限是不明确，
来自全国各地的回族同胞带来的是与北京回族不同的服饰文化。各自都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地人们能够从服饰上，从宗教信仰程度上分辨彼此大概来自什么的地方。比如，如果女子戴盖头的话，会首先推断是西北的回族；如果是白色的盖头，基本能够确定是西北的回族；如果带的是色彩很鲜艳的盖头那说不定就是云南的回族；如果戴类似网兜头巾，会推断是北京或者是河北境内的回族。而男子在服饰上没有明显的地区性特征，无法做出像上面女子服饰地区划分的假设，不过还是能够从长相以及宗教信仰程度分出大概是西北的还是北京的，一位王乡老跟笔者说“你看那些经常坚持来做礼拜的，教门都比较好的，尤其是年轻人，基本上都不是北京的。”
虽然各地来的回族会不自觉的“抱团”，也会有各地的同乡会等亚文化群体存在，但是个体文化的危机感，或者说群体文化的自觉，仍然让他们很自然的对外隐藏自己的文化来源，更多的强调了作为“穆斯林”的身份。再加上国家强调民族团结、和谐发展，所以在北京的外地回族以及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公共场合都会比较留意自己作为“穆斯林”的身份，道一声“色俩目”，足以跨越语言民俗的距离，拉近不同地域民俗，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1981）认为：“精神社区指的是这样的社区，它的共同成员建立在价值、起源或信仰等精神纽带之上。”精神社区没有明确的共居地，但是却有共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拥有某种共同的信仰和亚文化。由此看来，在北京流动的穆斯林人口和北京当地的回族之间逐渐形成一个被包含在伊斯兰世界之内的精神上的社区。正是有这样的一个还不成熟的精神社区的存在，才使得北京的回族能够积极的借鉴全国各地的回族服饰文化的特点以及外来的穆斯林服饰文化特色，逐渐将外来的穆斯林服饰文化融入北京回族服饰文化之中，构建自己已经“缺失”的地域民族服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