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变化以及妇女社会角色的变化

“家庭是社区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承担着生产生活、文化整合、教化等功能（丁菊霞 2007：126）。” 家庭就像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会对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群体归属等众多方面产生影响。对于回族社区来说，家庭绝对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美国社会学家马克·赫特尔（1988）曾说过“在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的变化是家庭制度向夫妇式家庭制度某种类型的转化”。也就是说家庭结构会随着都市的现代化而产生变化。生活北京的回族，必然会被卷入这一扩展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社会变迁中。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的家庭结构都属于扩展性家庭，北京的回族更是如此，他们习惯“围寺而居”，三代、四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家庭结构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活动的变化。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导致，作为生活实体的城市家庭已经从联合家庭或者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化，并且这种趋势愈演愈烈，甚至成为北京回族家庭结构的主要形式。社会学认为，联合家庭或主干家庭都比核心家庭更有利于保持传统文化。在联合家庭中，虽然年长一辈的思想经常被年轻一代看成是“过时的”，但扩展家庭中老一辈的文化底蕴仍然强于核心家庭中的年轻一代。核心的家庭失去了传统的家庭结构的文化氛围，也失去了可以潜移默化地引导儿童学习传统知识的模仿对象。北京的回族可以在强势的儒家文化的包围之下仍然坚持自己的文化，主要是因为回族文化强调团结，强调相似性，同时不主张突出个性。但是当回族处于现代突显个性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接受与汉族同样的教育时，同质化与异质化的矛盾就逐渐上升。此时面对外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日趋核心化的家庭，不仅仅在民族文化知识方面以及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方面显示出无力，甚至连民族认同感都会大大减弱，致使民族文化出现无法弥补的断层。另一方面妇女社会角色的变化，同样也会影响文化的传承。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在回族的形成以及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凝聚作用，而生活在汉文化环境之中的回族为了保证自己的文化的独立性，除了依赖伊斯兰教，还极为重视家庭教育。在传统的家庭中，回族妇女承担着养育后代的主要职责。虽然历史上，妇女由于知识有限，很难教授子女科学知识甚至是宗教知识，但是她们却以自己平日的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礼仪、态度等，重复地向自己的子女演示着对宗教的虔诚同时也巩固着下一代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她们身体力行地展示着民族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教子女礼仪，以及如何穿戴，如何饮食等等道德观念以及生活习俗的细节。家庭教育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笔者在实地调查中也不止一次体会到。有些回族妇女会带着子女去清真寺，也有些在日常生活中督促子女学习《古兰经》中一些篇章的，就像是汉族儿童背诵唐诗宋词一样，当孩子能够背诵《古兰经》的某些段落的时候父母总是很欣慰的给予肯定和鼓励。一位姓米的小伙子表示：“我自认为我的教门还行，要不是我妈和我奶奶从小管我，我现在什么样子真不敢想，别说主麻，也许和我周边那些吃猪肉的回族差不到哪里。我妈现在退休在家了，天天做礼拜，盖头不离身。我姐受我妈影响更多，‘教门’也好，但是她也不戴盖头了，平时要工作啊，弄那么个性干什么？但是我还是觉得带盖头的回族女孩是很漂亮的。”经过当事人同意后，曾与他同去东四清真寺做主麻。即便是在做主麻的时候他也没有穿戴民族服装，而只是将他的帽衫上的帽子戴在头上，这样的日常穿着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可以肯定的是，在回族的民族意识以及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家庭教育保证了回族个体强烈的民族认同的形成和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民族信仰的巩固，在这其中回族妇女的作用无疑是不容忽视的。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家庭教育对于民族意识以及宗教意识的影响相当重要。可是家庭结构的变迁，意味着妇女社会角色的转移，她们需要工作，需要参与社会竞争，以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这样一来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就会减少，在民族文化方面的影响也会骤减。而取代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和媒体教育，又几乎不涉及民族文化，他们无法学习民族传统文化知识，这就使得新的一代对民族文化的认识愈加浅薄。不少人会改变自己民族的传统，对民族文化的了解也淡化了。对于为什么穿戴民族服装，为什么有酒和猪肉的禁忌，也就不再深究。民族风俗逐渐失去内涵，也没有外在约束，演变成生活习惯。在城市主流文化的冲击下，这种生活习惯的传承无疑是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