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代开始北京就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对全国的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国家对于民族文化、经济政策首先、直接而且强有力地影响到这里,也就是所谓的“天子脚下”。这种影响对于长期居住北京的回族这个少数民族也不例外。不论是明代的“衣冠悉如唐代制”,亦或是清代的对回族起义的“镇压”,都对北京回族的民族服饰文化的变迁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但是就以上所找到的资料可以看出,经过明清两代的民族融合,北京的回族为了能够在北京这个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腹地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不断强化伊斯兰教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在逐渐借用汉民族服饰的形制基础上,尽量遵守宗教中对服饰的基本要求,并保留了“戴帽”这一能够被社会主流文化接受的着装习惯,对帽饰的选择也是在符合伊斯兰教基本规定的同时,寻求同化而非异化。这与伊斯兰教的群体性以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同一性不谋而合。
就像戴维·波普诺所说的,“物质文化能够折射出非物质文化的意义”。回族的民族服饰不仅仅是民族物质文化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这个民族精神和信仰的表现。我们最初在定义回族的时候曾经这样描述:“回族是一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这样的民族信仰维持了回族民族服饰存在的文化根基,使回族民族服饰可以经过了如此深刻且长久的“民族融合”,仍然能够有所保留。时至今日,经历了建国后民族政策的几次大起大落,北京回族的物质文化变得愈加的弱化,这一点在回族的民族服饰上体现得尤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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