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说到，瑶绣在瑶族社会中具有族群识别的功能，刺绣这一文化行为存在于瑶族人民的共同的价值意识。维柯在《新科学》里认为：“共同意识是整个阶段、整个人民集体、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
“瑶族妇女皆应会刺绣”这一观念自古以来就一直深深根植于瑶族人民的共同意识里。这种共同意识强化了瑶族妇女的群体意识，起到对妇女行为的约束作用，使得妇女在纺织、刺绣这些以妇女为鲜明标志的文化活动上的行为整合为一。许多妇女在不知道瑶绣历史，不知道图案来源的情况下也会非常认真地投入，把学习瑶绣、投入瑶绣作为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来做。笔者在采访过程中，接触到许多老一辈绣娘，她们对于瑶绣的传承并没有多余的想法，都是非常单纯的认为从祖母、母亲代代传承下来的瑶绣就应该由她作女儿的来学会，并且再教给她的女儿或者孙女媳妇。这种习惯法决定了它原始文化意识的走向。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模式也在不断的发生转变，与之直接联系的瑶族人民的意识形态也就受到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制度日趋完善，民族地区政治结构改组，相关民族政策相继推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交融更加和谐，族群之间的共同意识开始弱化。民族平等政策，男女平等观念的强化也使得瑶族妇女不再拘泥于“妇女必须该做的事”这一个单一的生产圈内，这一切都造成了瑶绣传承链条上的剧烈演变。这一变化，有利有弊，利的一方面是传承角色的性别限制框架不再仅限于女性，男性也开始参与到传承活动中来。比如连南小学举办瑶绣学习班时，也有不少小男孩参加。笔者在连南老一辈的绣娘家采访时，也了解到有的家庭女儿刺绣不好，但女婿绣得很好的情况。弊则是，女性角色不再拘束于“无绣不欢”、“找不到婆家”这样一个硬性规则内，对其他技艺就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刺绣不再是必须的，这样就减少了传承机率。此外，即使勉强学习了刺绣，但心理上缺少“文化自觉”这根弦，对传统技艺的精湛完整传承必然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还有，虽然上面提到有男性也参与到瑶绣传承的活动中来，但是传统的固有思维对男性参与刺绣活动这一现象有非议，难以普及。这些都使到瑶绣的传承面临着种种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