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服饰现象

服饰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民族杂居促使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频繁交往，从而很快的促使生活方式的趋同化。这种趋同表现在服饰这一物质载体上就是各民族彼此之间的相互借鉴与取舍。
昆明市西山区团结镇彝族白族乡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这部分汉族就是后来迁徙而来的，因为坝区资源的有限，被迫杂居于少数民族之中共同生活在山区，在这一民族分布格局下，白族和彝族文化成为区域主体民族的主体文化，它是一种强势文化，而后来的汉族文化成为区域非主体民族的弱势文化，它们之间形成一种不对称的交流，相对聚居区域的主体民族的文化特性更易保持，而与之杂居的区域非主体民族的文化更易受到区域主体
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变迁。这里的居民，除了服饰的款式基本保留了汉族服饰的头帕、系围
腰、绣花鞋基本的汉文化因子外，在服装的装饰纹样上更多的借鉴了彝族服饰上一贯的火
焰纹（羊角纹），以及装饰色彩上尚黑、红、黄色的风格。除了老年人服饰的色彩仍喜好
偏暗沉的黑蓝色外，青年妇女外穿的坎肩除了黑色，还有不少的淡蓝、淡绿色，这些雅致
柔和的色彩却又是借鉴了白族服饰上的传统色彩特征。汉、彝、白三个民族，友好世居，
汉族更像是和他们一样混迹其中的的“少数民族”。 汉族服饰在此呈现出以本民族文化的
价值规范为基础，有选择的吸纳和借鉴异族文化的面貌，也是“同种有异，异中又有同”的现象。所以，汉族服饰不是静止不变的，它在不断地演变传承中，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
融中，形成独特的多元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的变革创新。
随着社会环境和族群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时代大背景的变迁，族群认同的内容和表达形式也会有相应的改变，在不同的境况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旦就服饰这种很明显的族群符号来看，昆明周边老汉服的形制、搭配以及装饰特点都基本保留了汉族服饰的一些基本特征，但已没有贵州安顺屯堡服饰的单纯简洁，也没有四川盐源“晚清服”的厚重艳丽，有的只是顺应时代快速变迁和民族相互交融的包容性。这些风格特异的服饰生动直观地展示了特殊地域世代相传的汉族服饰的“原生态”面貌，揭示了历史背景、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周围民族对服装特点形成及着装者心理的影响，标志着特殊境遇中人们追求民族归属感、维系族群认同、同时又与当地文化相融合的物化指征。在时代的变迁的过程中, 今日昆明周边汉族这个特殊的族群的传统文化不但不会消逝, 它还正在经历重塑和新生的过程。民族之间服饰文化的互渗与交融民族杂居下的民族融合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各民族都处在一种文化互动的角色里，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民族融合是一个复杂的民族问题，有多种因素决定。但民族杂居，拥有共同的生活地域则是发生民族融合的前提条件。以汉族移民迁入云南为例，从战国时期的庄蹻入滇到清末乃至今天，民族融合的现象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在共同杂居的民族人口数量和文化力量不相等的情况下，必然出现一方向另一方同化的现象。例如，明朝云南的融合是双向的，既有大量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又有部分汉族融入到当地的少数民族，当然前者是主流，可以说以“汉化”为主的民族融合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总之，明代汉族移民的定居分布，促使云南的民族分布发生划时代的变化，云南各民族在全省范围内大分散、小集中，呈水平分布;在各地局部范围内，不同民族相对聚居和多民族杂居的分布格局，为民族交融奠定了地域基础。不同的民族杂居与共同的地域，才有可能逐渐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习俗和共同的语言等，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决定因素。民族迁徙—打破民族地域界限—民族杂居—民族经济文化的交往—语言融合—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化，这是一条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融和、文化交融所经历的清晰的发展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