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蓝瑶服饰刺文化

花蓝瑶服饰刺绣不仅图案精美、绚丽多彩，具有很高的装饰价值，其精密细致的绣缀工艺还能增加衣物的耐用度，是观赏与实用并举的工艺品。按加工方式，花蓝瑶刺绣文化可分为手工挑绣和织绣两种。手工挑绣是指利用布料的经纬线，以十字绣法和平挑法用彩色丝线、棉线等在衣料、布料坯上挑出花纹，主要应用于衣服和花袋的制作。织绣则是利用各种花线在织布过程中挑织出图案，棉线为经，花线为纬，在布匹的正面和背面形成对称纹样，通常用于头巾、腰带、脚绑带等的制作。因此，花蓝瑶的刺绣技艺又称挑花。这些在经纬线交织清晰的青褐色、白色或黑色平纹棉布上，用赤、橙、黄、绿、蓝、白、黑等花线挑出的几何纹样及几何化的自然物象，十分抽象写意，并善于运用打散、特征组构等手法构图。许多图案均取自某种动物或植物的一部分，如眼睛、蛇皮、鱼鳍、鱼尾、鸡脚、羊角、蚯蚓头、花仓等。妇女们不用事前在布上描绘图案纹样，完全凭借记忆和想象，根据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审美观念和实用需要，信手挑绣出各种十分工整对称、色彩和谐、极具装饰性的图案，极富创造性。这些几何化图案，造型概括、简练，或方或圆，或线或面，或疏或密，层次鲜明，其节奏和韵律给人以极强的视觉快感。图案题材极其广泛，花鸟虫鱼人，无所不有，且多取自生活与自然，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分子，花蓝瑶刺绣文化史也沿着我国历史前进的脉络向前发展，在漫长的迁徙过程和山居生活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其他瑶族支系一样，其先民古称“尤人”，和苗族同为九黎、三苗之后。九黎、三苗最初活动在中国江南地区，后与东进的黄帝、炎帝部落发生战争，战败才被迫向南迁徙。苗族、瑶族在历史上有很长时间是不分家的，和南方其它一些少数民族被统称为“蛮夷”。直到宋朱辅在《溪蛮丛笑》中指明南方“洞民”“有五：曰苗、曰瑶、曰嘹、曰僮、曰仡佬”，并指出他们“风俗气习，大体相似”。从此以后，世人才对瑶族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而宋代，也是刺绣工艺的大发展时期，瑶族服饰刺绣也有了很大发展，在实用基础上，开始更多的追求美感。如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所说的，当时的桂北瑶族妇女“上衫下裙，……斑斓勃窣，惟其上衣斑纹极细”。广西融水瑶族“皆椎髻罽衣，以青红染纻，织成花幔为服。”
在苎麻所织的布料上，挑绣斑斓花纹，已初具现代瑶衣刺绣文化的端倪。明代，随着棉花的大面积种植，在瑶族社会内部，出现了一系列款式新颖、工艺精湛、极富民族特色的服饰。王士性在《桂海志续》中说，西南诸夷的妇女，“用五彩缯帛缀于两袖前襟至腰，后幅垂至膝下，名狗尾衫，示不忘祖也。” 这时，一部分瑶人开始进入广西大瑶山，在原有服饰刺绣的基础上，受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五种各具特色的服饰文化。清代同治《象州志》下卷说：“瑶妇善织瑶锦，色美丽而耐久用”。而花蓝瑶，根据民国《桂平县志·风俗》的采访考证，“当系因服色得名”。可见，当时的花蓝瑶服饰刺绣特色已经为外人所知。及至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费孝通、王同惠夫妇进入大瑶山，其服饰刺绣特色依然延续不变，“瑶人女子的上衣，在袖口和下沿都绣着花边”，衣袖“满块都绣上了，和织的一般”。
20 世纪 50 年代，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进入大瑶山时，这些瑶族妇女“喜欢挑绣五彩灿烂的花纹在衣服上，且各族系的花纹图案，各具有不同的民族形式，颇为美观。”
“花蓝瑶、盘瑶妇女织绣艺术很好，真是巧织天工。花蓝瑶和坳瑶背袋，花纹绣于袋之中部，作方形图案。巾带和背袋这些花纹，采用装饰图案较多。织成衣服上的各种花纹，采用扎绣、挑花和编织三种方法。”
20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花蓝瑶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和外来文明的飞速传播，服饰刺绣文化的变迁开始加剧。因此，纵观花蓝瑶服饰刺绣文化变迁史，传承延续与推陈出新是两条交
相辉映的主线，推动了民族刺绣文化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特征。